在对“两会”进行信息跟踪和调研时我们发现，政府职能转变实际上是一个颇为沉重的话题，很多现实的政策问题和发展问题，都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紧密相关。虽然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企业也赚到了钱，但仍有很多社会经济问题让人沉甸甸，并未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

　　比如，改革30年来，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但这个问题反而越来越激化。房价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都显示了中国在社会公平问题上的失误和不足。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清楚：“具体地讲，就是一次分配要效率优先，二次分配要公平优先。”一次分配，简单说就是“怎么挣钱”。一次分配一定要以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为准则，效率优先，因为没有企业创造的利润就没有税收。二次分配，简单说就是企业把钱交给政府，是政府“怎么花钱”的问题。二次分配肯定应该公平优先，主要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劳动者的长期保障问题，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曾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从郭广昌的表态来看，企业家的看法与十七大报告是一致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企业和政府在分配大格局中的各自角色是什么？它们应该做什么事，如何去做？坦率而言，政府在这些方面是存在一些错位的。

　　现在国家越来越有钱，2007年中国GDP增长11.4%，经济总量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同期财政收入达到5.1万亿元，同比增长高达32.4%。国家的“腰包”充实的速度，要比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得多。如果再算上国企利润、各地政府的隐性收入，这种差距可能更大。然而，社会中的公平问题并未得到同步提升，老百姓不开心、市场不开心的事情仍然很多——所有的纳税人和纳税企业也在困惑。其核心问题是“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是否形成了良性循环？是否更好地促进社会财富再创造？

　　在我们看来，历史遗留的多种问题以及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得政府体系在职能问题上还存在着错位。比如，现在公共舆论的基调是把很多不公平的问题都归罪于企业，希望由企业来解决公平问题。以新《劳动合同法》为例，虽然保护劳动者的价值取向值得肯定，但在许多企业家看来，它把太多的保护压力——如长期社会保障方面推给企业，而这本来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正如一些企业家所言，劳动者的长期社会保障要通过社会保障基金来解决，而不是要让企业永久雇佣员工来解决。

　　环顾当前的中国社会，我们不难找到错位的例子，比如：政府不断要求企业去解决公平的问题，而政府则大量参与投资和市场竞争，与民争利。具体产业投资本该是微观经济解决的问题，而我们的政府却花了太多的精力在上面。

　　因此，大部制改革所蕴含的最重要的意义应该是政府职能的转型，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政府职能的归位。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我们应该重新将这个基本理念，植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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