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企业间并购近几年来在美国已是愈演愈烈，交战双方不计成本，不追求协同效应的孤注一掷举动，使得并购已不再是生产领域中的行动，而变为投资银行家们进行智力、资金大战的一场游戏。这股风气对德国的企业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德国人对他们身边死板而缺乏生机的体制日渐厌倦。德国的家庭银行所扮演的角色正在慢慢衰退。目前，德国只有20％的企业有固定为其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而且银行对企业的控制日渐削弱，许多银行不是通过进入企业监事会，监督企业生产经营来保障银行信贷奖金的安全，而是采用美国式简单明了的方法――要求借款企业提供相应的抵押品来以防万一。

 

　　然而，所有的这些转变充其量只是缓慢的和有限度的，而制度、文化构筑的堤坝对经济冲击波的抵抗是非常顽强的。德国社会对美国“昂格鲁――萨克逊”公司治理模式并不能欣然接受，抵触、敌意情绪很浓。工人认为并购就意味着大幅裁员、意味着失业，政治家们则把并购看作是一场野蛮、血腥、给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的不良行为。工人需要工作、政治家需要选票，只有企业家在谋求效率与利益，但是他们却又不能单独决定企业的命运！

 

　　赛森工厂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工以示抗议。他们向科拉普公司的总裁克洛姆掷去鸡蛋和破烂的西红柿以发泄他们对这场敌意并购的仇视和恐惧，尽管克洛姆一再解释协同效应并不等于大幅度裁员。

 

　　罢工对地方政府构成很大压力。政府多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降低失业率等方面综合考虑问题。他们多走中间路线，致力于化解缓和各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希望双方能找到一个和解办法。

 

　　科拉普公司在发动这场德国最大的并购事件时，曾获得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德国两大商业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承诺，他们都曾同意向科拉普公司提供并购所需150亿德国马克中的2／3，即100亿德国马克。并购最终夭折的一个直接原因是这两家银行最终都陷入了迟疑。3月25日，数以千计的工人在两银行法兰克福分行外进行抗议示威，因害怕引发客户对其的敌意、仇视情绪，也害怕其社会形象受损，两银行决定放弃原来的承诺，不再向科拉普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对于面临层层压力的科拉普公司来讲，这无疑是釜底抽薪。

 

　　最后，这宗德国历史上最大的并购案终于在社会各界的一片反对声中夭折了，虽然联邦政府在并购之前曾对此有所授意，虽然改革派人士对此事也抱有很大憧憬，认为如果并购取得成功，将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并购所代表的自由经济浪潮将会对德国传统的死板、僵化的经济模式产生冲击，但最终，他们都没能如愿。事情结束之后，科拉普总裁克洛姆不得不承认，在德国要想发动一场并购，需承受的压力，跨越的障碍比美国大得多。他最终发出了“谨慎要比勇敢重要”的感慨。

 

　　案例点评：

 

　　德国和美国经济制度相同，仅仅是结构各异，并购从美国移植到德国就这样难以成活，那么到了中国又会如何呢？

 

　　在中国开展并购，同样存在人员裁减、工人安置的社会问题。我国几十年的计划体制，人们已习惯靠在国家这棵大树下面乘凉，国有企业就意味着“铁饭碗”的观念根深蒂固。德国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失业工人的生活从制度上是有保证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才刚刚进行试点，还不成型。这些条件使得在中国开展并购的难度将会加大，社会对此事的反应将更为敏感，人们的承受力可能会更脆弱。另外，在中国实行兼并收购还有另一个问题即产权问题。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但这个所有者却是虚化的，国家对经营者的监督缺乏动机或者其监督费用相当高。在此种情况下，很难判断经营者的包括并购在内的经营活动是出于所有者的利益而非营私舞弊。这个问题既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营企业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